《士兵突击》的贡献：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扶持关系
白岩松：最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
《士兵突击》的贡献：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扶持关系
白岩松是令蒙古大草原自豪的人物。他那擅于雄辩、敏锐快捷的俐齿、准确直爽的讲述给全中国人民留下清晰印象。然而，他的特质绝非容易模仿。许多主持人耗尽一生，到油尽灯枯之时，名声还是在方圆几十里徘徊，只得抱怨自己生错了时代。
我见到白岩松其人，是数年前在秀水南路的达尔汗酒吧。那是在北京的蒙古人的一次大聚会，白岩松喝得东倒西歪，见谁都掏心窝子。所有在场的蒙古人都近似他那种状态，被酒精、蒙古长调和浓浓的乡情征服。我就是被蒙古歌舞那神秘的魅力引领着数次来到达尔汗酒吧的。后来我不止一次在达尔汗见到白岩松，都是忘我的酒仙状态，与他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的样子有天壤之别。同样的，在达尔汗我也见过喝高了的康洪雷，旁若无人地提着酒瓶子在人群中撞来扭去。
这让我觉得蒙古人很透明，他们在呈现自己的弱点时，也保护了自身的魅力。
我和白岩松约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。他准时到达。未穿西装，未戴眼镜，未带着角色来，未左右环顾，身后仍是认出他的一双双眼球，惊喜地如同买中了彩票。他就像一个幸运大转盘，围观者呼声正高。
张西：显然您不排斥康洪雷精神，因为您在《温暖2007》节目里特意把“不抛弃不放弃”这句话用于抗冰灾精神了。
白岩松：我没见过康洪雷，却常听周围的内蒙人讲起他。那次，我在飞机上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对康洪雷的访谈，看到一半时我已热泪盈眶，我只能合上，到现在后半本也没看。我没法在飞机上让自己眼泪稀里哗啦。有三处打动我，一是说他只要有时间就回内蒙，就跟哥们儿喝酒。也不会谈什么大的话题，就是让哥们儿知道他没变。我也是内蒙人，跟康洪雷一样，每次回去，永远陪着哥们儿喝，走的时候，哥们儿都说我没变。二是说他每次到北京来就开始工作，把北京当作了战场。最重要的一处，说他以前他当助理导演时，每个早晨在推门走出去之前，都要咬半天牙，自己对自己说，康洪雷你高兴是一天，不高兴也是一天，干吗不高兴？看到这儿我就把书合上了。
作为一个纯的观众去看《士兵突击》，是在今年春节。之前知道一些细节，而且我到大连出差时，偶然遇到了在那儿搞活动的张译、张国强还有段奕宏。我们边喝酒边聊，非常投机，直到凌晨6点。
张西：这几位可都是崭新的角色。他们献出了最出色的表演，建立起了角色魅力。
白岩松：我不会把角色跟扮演者联系到一块。两个东北人，一个新疆人，我们很容易就说到一起去了。我也是东北人，又是大哥，和这些小弟喝酒时，我掏心窝。我对他们说，《士兵突击》对你们的演艺生涯来说是个双刃剑，接下来你们可能很长时间，都不会再遇到像《士兵突击》这么好的剧本和团队，也不会遇到像《士兵突击》这么巧合地撞倒了老百姓心底最需要的那一块软肋。你们将来可能有很多戏拍得很郁闷，所以你们必须改变一种心情，那就是，《士兵突击》只是你们经过的、有过的，是你们的幸运。将来你再遇到的任何情况都是正常的，不是糟糕的。
张西：他们扮演的角色的确深深影响了观众，均受到爱戴。现在，全体观众都竖起耳朵惊讶他们优异的表现。
白岩松：也可以反过来说，这样的角色也在影响他们。观众如果把角色和人连在一起，其实是对演员的一种限制。比如我听说百度贴吧里各自形成了代表张译、段弈宏、张国强的团队，相互间还较劲。我想，当这个阵容足够大时，对演员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强行的塑造，你要求他这样，那就会给他一种很强的暗示，他改变起来很难。这一年他还沉浸在班长、连长、老A这样的角色当中，一年后他想挣扎时都很难。所以，戏就是戏，生活就是生活，两回事。当然人们有一种情感转移，因为他们太喜欢《士兵突击》了。它的确不是一般的角色，一般的戏。一般的戏看完了，沉迷一段，OK，结束了。但观众不愿意让这段戏结束，就像看一本特别好的书，越到临结尾时，就看得越慢，不想跟这个情景告别。我在看《士兵突击》时是这样，大家也一样。《士兵突击》就这样结束了，许多观众看重播都不过瘾，就把戏里的东西，联系到真人身上。我能理解，但我不喜欢演员被束缚。而且作为喜欢他们的人来说，那也是两回事。就像有人经常产生一种幻觉，是不是古月真是毛泽东？古月一来，所有人都要站起来。到最后，会不会连古月自己都产生是毛泽东的感觉？但他的确不是。
这个边界是互相的，不是单方面的。据说张国强在西南一个偏远山区拍戏，女影迷去看他时，每次都是他去给人家把食宿费买单了。我想，如果真是繁华地区，他买得起单吗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持续的。哪天国强不买单时，没被照顾过的影迷就会说他变了，其实他没变。
张西：热爱一个演员，应该给他更大的空间，尤其是给他改变的空间？
白岩松：对。这仅是我个人的看法。人做了任何事情，只要在法律界限内就行。
张西：好作品能给观众带来鼓舞和力量，同时观众也会以最大的热情回报创作者，比如毫不吝啬地在网上留下赞誉，发起更多的义举等等。
白岩松：我相信，围绕《士兵突击》延伸的各种东西，坏的可能性不大，一般会往好的方面走。比如现在无数个城市都成立了钢七连，他们往下走一段时间后，既使没靠近志愿者，起码也是一个分散的、带有某种情感和理想主义的聚会关系，是好事。
张西：《士兵突击》走了好运，在公共场合，很难充耳不闻士兵突击的话题。如果再有类似的剧种出现，您觉得观众还会再次涌动吗？
白岩松：对艺术来说，也许最初的才是最刻骨铭心的。后来的就是重复了。当然这类电视剧重复出场也同样有好处，但未必能给观众带来强烈撞击了。就像当你开第一辆车时，它是你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，但那辆车一般不是好车。很多年后，当你换开跑车时，你会觉得它更好了，哪哪儿都换新的了。但再也没有你买第一辆车时，八个人挤进去，半夜要去找一条马路驾驶的兴奋了。
第一次是珍贵的。《士兵突击》就是一种下意识直觉所碰撞出来的巧合。大家总是用巧合去明白一些事情。比如93年做电视时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被从人群中择出来做电视，我们那时的制片人是时间，他带着我们做成功了。他当时的直觉里一定有他的所思所想，因此，我认为没什么简单的直觉和巧合。
为什么康洪雷永远能撞上这种巧合？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成为2002年的年度事件；隔了五年，《士兵突击》又成了2007年的年度事件。我想，他在不拍戏时，他的生活在告诉他：观众在想什么，为什么感动，他们渴望什么，梦想什么。同样的道理，我觉得大家在讨论《士兵突击》时，给了我一种很突出的信息，它不在于《士兵突击》本身，也不在于导演，而是在于你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么一个年度里头，这么一部戏被千百万人们去看，他们看完之后，表象上呈现出来的是百度弄一个国强吧，段弈宏吧还有张译吧什么的，可实质上你发现，他们每个人在看戏时，一般都不会超过四五个人，一般都是一个人在看，两个人在看，三个人在看，一家人在看。以我的职业角度来思考，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。我特别有信心的一点是，居然中国有这么多的人会被这部戏感动。他们的心里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，只不过平常不显现出来，这也是让我感动的最重要的信息。这些沉默的大多数，平时没有更多的话语权。《士兵突击》这部戏的出现，让大家茫然地走了很久之后，忽然得到了一种支撑。
其实，许三多是生活中原本应该存在，但已经消失了的人，现在又被电视剧以虚拟的方式塑造了出来，给大家提供了急匆匆赶路之外的，另外一条可走的道路。我认为这还不是《士兵突击》最伟大的地方，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相互扶持。我很少看到写《士兵突击》评论的点是集中到这些方面的，大家更多体现在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或者有意义。其实《士兵突击》真正打动人的，是每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，包括《士兵突击》前半部和后半部相比较，前半部分优秀得多。为什么呢，进入老A之后，概念也变了。
张西：是创作者的概念变了，还是剧中人物关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？
白岩松：在前半部分，钢七连里头，所有的东西，都被藏的非常严实，从每一个细节，让每个人，一次次热血沸腾。但后半部分，到老A时，已经跳出来要去传递一些东西，这就显得概念很强。
其实《士兵突击》真正的魅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渴望到钢七连那样的团队。也许《士兵突击》背后还有一个背景，即现在的人越来越孤独，很久没有集体感了。当看到钢七连时，许多人就把自己想像成其中一员。而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持这种概念？即使一个单位有一两千人，不但你对面的办公桌的人，家住哪儿，他有什么爱好你都不太知道。就算偶尔聊天，也只是聊些公务。这算不算孤独感呢？而这些一定是康洪雷深有感触的，而且他在乎这些东西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触，却没那么在乎，康洪雷可能是痛心疾首。他把这种东西看的比钱和名望更重，所以他放大了。
从我的职业来说，看到的首先是信息。至少几千万人都在看这部戏，几千万中国人都被《士兵突击》感动，这真是一件好事。如果有一天，像《士兵突击》、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这种戏收视率低，没太多人看时，恐怕这个时代就快完了。我觉得现在的趋势是向好而不是向坏发展，最坏的时候，正在即将过去。但需要的时间很长。
张西：您认为《士兵突击》精神可持续吗？
白岩松：持续时间长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因为这部戏所碰撞出的那些人内心的那些东西，它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我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但能不能很快过去，我不知道。
昨天，我看到有一段关于台湾歌手李宗盛的采访。他说今天的很多流行歌曲，你都会抨击他，但过20年，恰恰这些被抨击的歌曲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，急功近利，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符号。《士兵突击》对这个时代来说是个开始，它跟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相比，有相似又不同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直接锁定了中高年龄段，请注意，《士兵突击》的年龄大范围下降，也可以说男女通杀。对它的需求，成为人们一种普遍心理，这是一种多大的变化？《士兵突击》是一个时代即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一个清晰的符号。
《士兵突击》热终会结束，启动的某种东西却刚刚开始。也许将来会以各种各样的文学或文艺形式显现出来，包括对音乐的影响，对话剧的影响，对小说创作的影响，他们都会捕捉这些东西。说白了，从现时起，中国最关键的词是幸福。现在每个人都用这个词。十个人中，有六七个带着手链、串珠，但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不安！20年前的中国人都有奔头，小康社会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幸福。一路狂奔后，目标都实现了，发现还没得到幸福。
《士兵突击》给了人们一种幸福观，还有团队感。当大家真的滚成一团，经常会给人一种幸福感。《士兵突击》的幸福，恰恰跟物质没太大联系。这不能叫反物质，恰恰给人另外一种幸福观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中国人挺麻烦的，穷人不幸福，有它的表象；现在富人也不幸福；没权的人不幸福，有权的人也不幸福。现在没幸福了。折腾30年却没人幸福了。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幸福。有个日本作家说，“现在日本除了希望之外，剩下什么都有。”他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误解，多半理解成，日本这个国家彻底完蛋了。其实，他的意思是说：通过快速发展，中国人前面还有一种希望，不管是奔一百万、宝马、别墅，或低保，前面都有希望。但日本除了没有希望之外，剩下什么都有了。
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什么？我们也几乎什么都有，除了幸福之外。我个人在看《士兵突击》的过程中，是幸福的，因为它那种虚构的环境，让我信了，这样就特有幸福感。虽然在关机时发现，这一切又消失了。所以许多观众要到百度上弄各种吧，要成立各种钢七连，是因为不想让幸福一瞬间崩溃，不想让幸福和幻觉马上消失。
张西：我不敢说《士兵突击》是一部雷霆万钧的作品，但的确给了观众一种幸福感。
白岩松：康洪雷应该是个忍又没忍住，总是掏心窝子干事的人。我相信这种人，干十次事，只要遇到合适的人，他能五六次掏心窝子。他愿意相信一些事情，愿意相信一些人，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步挺好。没到这个地步时，可能也被蒙过很多，我相信他下意识地愿意相信别人，习惯了对人好，即使别人对他不好。就在他相信别人不坏的时候，真有些人对他原本不是很好或者坏的人，慢慢真对他好了。
我猜康洪雷应该比一般人简单，生活也不会特复杂。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，他是有尘世味道的，他不是在象牙塔里好高骛远的导演。他喜欢的东西，都跟人群有关，跟情感有关。
其实像康洪雷这样情怀的人现在也不少，但没机会去做这样的事，他真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。首先应承认他是个很职业的人，他导的戏都没砸，这就很重要。他的简单纯朴愿意相信人，就起到了好作用。他可以由一部戏到另一部戏，越来越场面大。甚至现在他想拍什么戏，都会有投资，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。
张西：康洪雷的出现是现代的，道德则是古典的。他知道只要按规则行事，每个行为就都是洁净的。
白岩松：这个时代，在这种产业和利益的驱动下，还能够有这样的导演发挥的空间不容易。我的一个同事，他在电视这行当干得很棒，却把自己的好多东西卖掉，整整一年什么都没干，就去精神病院给一个诗人拍纪录片。明知拍出的内容播不出去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，还是这么干，真让人肃然起敬。到后来，不仅还把以前挣的砸进去，生活彻底扛不住了，才回来职业中。有这种情怀的导演很多，这个时代应该给这样的人更大的空间。他们脑子里的杂念不多，那一瞬间觉得该干，就干了，而且干出来了。
张西：我感到，电视剧导演们正悄悄瞄准一个更高的目标，而电影导演的创作是否意识到失去了什么？
白岩松：我很奇怪一个现象，中国的很多电视剧大气，很多电影却小气。可能很多电视剧导演知道它这部戏是给谁看的，而很多电影导演不知道这电影给谁看的。
电视剧你看一两秒钟不愿意看了，马上换台，挺残酷的；电影观众只要买了票，就非得从头看到尾。但人们也可以不进电影院，电视剧拿着摇控器就可以经常路过。所以，电视剧谁敢扛两集还不好看？电视剧导演比电影导演更清楚自己的戏是给谁看的，想得更多。
现在电影跟电视剧的影响力没法比。过去，我们总把电影弄到一个很高的境地，格外在乎，但电影弄到后来连讲故事的能力都丧失了。这跟编剧有关，更跟导演有关。作为电影，首先它必须是很好的故事，吸引观众看，这是个规律问题。电视剧也是如此。
我们的一些导演和编剧，还没有学会不用概念，而是用细节，用艺术的力量去把概念表达出来。我们总是或多或少的概念化，但是一概念化观众就不爱看了。康洪雷的电视剧，让人一直能往下看。现在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很高，竞争太充分，每年有很多戏，根本连出来的可能都没有，那就必须逼着你会讲故事。比如《闯关东》，两三集一个新扣，这种编剧能力跟过去已有天壤之别。
电影是短跑，电视剧就是长跑。电视剧占着电影远远也想不到的资源，在这样的时代下，能拍出像《雍正王朝》、《走向共和》这样的作品来，真不是一般的好。
中国电影刚起步，最好政策别拴得太死，让各路人马都有展现空间。韩剧红火了两三年，为什么没有已往火了？迷恋韩剧的人，都在看什么？看身边的戏呢。韩剧的重复度太高，情感和元素，几部戏表达完毕，韩国的魅力就此消失。一个13亿的国家，最宝贵之处，是我们的故事多得讲不完。这方面完全可以非常大气的告诉别人，只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，什么韩剧、日剧，都不是对手。就好莱坞来说，世界上八成的故事，大都拍过了，现在只是用新方法拍老故事，而对于中国来说，故事才刚刚讲起。
张西：《士兵突击》的力量扎根于它的积极向上的格调之中，民间对此产生很深很完整的认同感，以至于出现了一种超感反应。而主管部门对07年度最重要的现象似乎一直没有什么态度。
白岩松：就电视剧这个层面，尤其是竞争比较充分之后，主管部门不表态不是最好吗？我觉得对艺术，对所有这些行当，如果能连续五年恰恰是主管部门不表态的话，这就迎来了一个最宽松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时代。
现在大家在这个领域是很谨慎的，我能够观察出，有时轻易表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支持某件事，需要谨慎。因为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，会不会使它过度？从总体上说，大家都认可07年是电视剧非常成功的一年。难得的是这种宽松。
当然，由于竞争充分，一些影视投资人也血本无归。这就是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。当你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时，你会面临很多的事情。比如街头转角处的那个理发馆，能把你孩子的头，从10岁理到40岁，它仍然在那儿，只不过破旧了；比如，你五年十年没回家，你们家就拆了，你不认得路了。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变化中。
张西：许多观众看了《士兵突击》后被震撼得哑口无言，有一种找到了久违的精神家园的冥想。
白岩松：其实“精神家园”可能是从文化领域、精神领域层面划时代的一种影响，说明高层和政策出台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。《士兵突击》恰恰蕴合了这点。梁漱冥说，人一辈子要解决三个关系，顺序不能错。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，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，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。回头看中国的改革，头20年是人和物的关系，解决了小康、温饱；20年过去了，提出和谐社会。就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。与此同时，人和时代内心的关系就显现出。士兵突击》恰巧就暗合在这儿，它就是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再寻找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。这种关系难道以前不是经常有的吗？但现在看来很新鲜，甚至让人感动。像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有意义，都是价值观的问题。这部戏能打击这个时代，击中时代的软肋。
张西：人到中年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最关键？
白岩松：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你中年之前，所有的问题全在外面，人到中年之后，所有的问题，全在自己这里。人在年轻时的抱怨全冲外的，一般的不抱怨自己；人到中年之后，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我觉得康洪雷也在面临这个问题，他也在寻找一个答案。他说他愿意用夸奖和赞扬去推动事情。我非常同意他。我曾做过一个公益广告，叫“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”与康洪雷的观点非常相似。赞扬是一种非常棒的推动力，推动不能只靠说坏，不能一味监督，同时温暖还有建设性，也同样是一种推动。就像你穿一件衣服，别人说难看，即使知道他说的对，你也很反感。如果说，哎，这衣服不错，你要穿另外一种衣服就更漂亮了。你听了肯定问，到哪儿有卖那种衣服的？就会下意识不再穿身上这件衣服，改变之后你的确越来越好。
通过康洪雷这句话，我发现一个道理：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工具，都是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，和你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憧憬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康洪雷就不再是电视剧导演，他的某些想法和思考，可能有时比学者更准确，因为他可能更知道老百姓的心声。
所有伟大的音乐、文学作品，即使弄到你最疼的地方，但一定要给你一个希望。但是现在很多东西，不要说希望了，他自己都在那制造绝望。所以两条路，任一条路最后归结都是一个点，就是“精神家园”。
英国的一项幸福调查呈现，一个人衣食无忧解决的速度越快，幸福指数下降的速度越快。有人说，掌握好一辈子的节奏，最好的是永远在前面的东西，得要跳着脚,够一下，才能够着。一路都是这样走的人，当然是最幸福的。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，他有另外的解读。知道的越多，烦恼越多，小成功小烦恼，大成功大烦恼。所以，就《士兵突击》来说，许三多比成才幸福。现在谈论许三多的太多了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主流是成才。这部戏的最后那句话特棒，是袁朗说的――成才，你要走的路比许三多长得多，但是你的迷茫也要多得多。就剧情来说，许三多能干到连长就不错了，但成才干好了，有可能是将军、司令。所以他一路上遇到的挑战也最多。现在人们开始倒着喜欢成才，我周围有好多人是这样子，现在看到演成才的演员陈思成，反而觉得厚重。这也是个有意思的社会心理话题。